咱们先把时间拨回到明朝末年。那时候的四川，是什么地方？天府之国。都江堰的水利工程运转了两百多年，水旱从人，不知饥馑。

成都平原一马平川，随手撒把种子就能长出庄稼。全川人口接近四百万，是西南最繁华的去处。

成都城里的茶馆酒肆，人来人往，昼夜不绝。重庆的码头上，帆樯如林，川江号子吼得震天响。

可是灾难来了，而且是一波接着一波，根本不给四川人片刻喘息。

第一场大劫，是张献忠。明末农民军的领袖，一千六百四十四年打进四川，在成都称了帝，国号大西。

但这个人的毛病，残酷到令人胆寒。史书上记载他对蜀地的屠戮，“屠蜀”两个字，让后世读史之人头皮一阵发麻。有学者做过统计，张献忠在四川的几年里，杀掉的有几十万人。

成都城原本摩肩接踵的街道，空了。地里的庄稼烂透了，也没有人去收。老百姓能跑的就跑，跑不动的，就死。

张献忠的尸骨还没冷透，清军又压过来了。清朝与南明在四川展开拉锯。今天清军占了成都，明天南明又反攻夺回。

老百姓夹在几方势力的缝隙里，今天给这边交粮秣，明天被那边抓壮丁，两头压榨，苦到了骨头缝里。

好不容易消停了几天，吴三桂又在云南举旗造反，大军一路北攻，四川再度化为战场。

清军和吴三桂的军队在蜀中整整打了五年。这五年里，又把残存的百姓耗磨了一遍。

仗打完了，瘟疫来了。紧接着，老虎也来了。你想象一下那幅画面：曾经繁华的成都城，通衢大道上长满了比人还高的野草；威风凛凛的老虎大白天就在城里溜达，叼着人就走。

地方志上白纸黑字写着，有地方“虎患盛行，白昼入城，食人无数”。道理也简单，人少了，老虎就多了；老虎多了，人就更少了。恶性循环。

三十年的反复折腾，到康熙年间，四川还剩多少人？有人说不到五十万，有人说只有八万。不管采信哪个数字，原来的四百万人口，十个人里死了八九个。活下来的，不足一成。

康熙二十年，朝廷平定了三藩之乱，终于能腾出手来看看四川了。新任的四川官员跑去赴任，一到地方，全傻了眼。

成都，曾经西南第一城，城里还剩多少户？有的说法是几百户，有的说法是几十户。衙门全塌了，县太爷连个坐堂的地方都寻不见，只能在破庙里凑合着支张桌子办公。

原来沃得流油的熟田，全变成了荒草地，野草长得比人还高。官员给康熙上奏折，写的是：四川地广人稀，无人耕种，赋税收不上来，请朝廷定夺。

康熙一看，也犯愁。这么好大一块天府之国，就这么撂荒？没人种地，朝廷就收不上税；没有税，军队怎么养？仗还怎么打？

康熙一拍大腿，拿定了主意：没人，那就填人。

康熙三十三年，公元一千六百九十四年，朝廷正式颁下诏旨，鼓励百姓迁移四川，开出了极其优厚的条件。

第一条，路费朝廷出。不管你老家在湖南、湖北，还是广东、广西，只要你愿意去四川，官府就给你发路费，按人头实实在在地给银子。

第二条，土地随意占。到了四川，荒地你看上哪块就开垦哪块，开出来就是你的私产，三年之内，分文赋税不用交。

第三条，户籍随便落。不管你原来是什么籍贯，到了四川就给你落籍。想种地的种地，想经商的经商，没人拦着。

第四条，当官给优待。移民子弟里的读书人，考秀才，考举人，名额单独划拨，不用跟原籍的士子去争那一线窄窄的独木桥。

诏令一出来，那些在老家没地种、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穷苦百姓，眼睛全亮了：种地不要钱，还有这种活路？走，去四川。

那时候的人怎么去四川？主要是两条路。

一条是水路。从湖北沿着长江往上，过三峡，进重庆。这条路最难走。三峡的激流，瞿塘的险滩，不知道打翻了多少木船，吞没了多少人命。

那些纤夫光着膀子，脚蹬石缝，身子几乎贴着崖壁，一步一叩首，拉着船往上游挣命。

一条是旱路。从湖南、贵州翻山过来。几百上千里的山路，拖家带口，担子上挑着全部家当，走一天，算一天。

有人走不动了，就倒在路边，再也没有爬起来。但活着的人还得继续走。因为前面有地，有活路。

川东、川南很多地方，至今还传着老祖宗的故事：村口那棵大黄葛树底下，老祖宗当年就是在这里歇的脚；村头那口老水井，是老祖宗来这里挖下的第一口水井。

那些树，那些井，就是移民无声的纪念碑。

说到“湖广填四川”，这个“湖广”到底是哪儿？不是湖南加广东，而是清初的湖广省。明朝和清初很长的时段里，湖南与湖北是一个省，就叫湖广省。

所以，四川移民的第一大来源，就是湖南和湖北两地。湖北的麻城，湖南的永州，是当时输出移民最集中的地方。

直到今天，你随便去问一个四川人的祖籍，十个人里头，有六七个会回答你：麻城孝感乡。

第二大来源，是广东、福建、江西的客家人。这批移民最苦。他们在老家跟当地人争不到田，争不到水，一听说四川的土地多得像天边的云，也跟着包袱一卷，翻山越岭往西走。

他们带来了客家话，带来了围龙屋，带来了各种世代相传的习俗。直到现在，成都东边的洛带古镇，还有两万多客家人后裔，一张口，说的还是几百年前老祖宗传下的客家话。

第三大来源，是陕西。川北一带，跟陕南山水相连，许多陕西老表翻过秦岭就下来了。所以川北的口音跟成都平原大不一样，反倒是带着一股关中味。

历尽千辛万苦到了四川，是不是从此就享上福了？哪有那么容易。那些荒地撂荒了几十年，跟原始森林没什么两样。

要开荒？先砍树。一棵水桶粗的大树，几口人合抱，砍上一整天才能放倒。树根要刨，乱石要搬，荆棘要烧。一家老小从晨光熹微干到星斗满天，累得直不起腰来。

还有老虎。人烟越稀薄的地方，老虎越猖獗。夜里睡觉，得拿粗树枝、厚门板从里面把门死死堵上，把火塘烧得旺旺的，生怕老虎半夜闯进来。

县志里明明白白地记着，有移民刚刚搭好窝棚，第二天，孩子就被老虎叼走了。

但是这些人没有退路。老家早就回不去了，只能在这里用命往下扎。一年，两年，三年，五年，荒地变成了良田，窝棚换成了瓦房。

儿子长大了，娶了隔壁移民家的闺女；闺女嫁出去了，嫁的是同村一道过来的后生。慢慢的，村落有了，集市兴了，县衙的屋顶也修好了。

这场泣血迁移，前前后后持续了一百多年。到乾隆年间，四川的人口恢复到了四百多万。

到清末，已经超过两千万了。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