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女性狐妖形象的演变——以中国妲己和日本玉藻前为例
作为狐妖形象的代表，中国最著名的狐妖妲己和日本的大妖玉藻前都对本国人民的民俗信仰及民间文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一般认为，日本狐妖玉藻前的故事是受到中国狐妖妲己故事影响而创作出来的。中日两国这一狐妖形象在文学作品中情节和发展的高度一致为比较中日狐文化奠定了基础。
（一）中国妲己形象的演变
从传世文献来看，妲己的形象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在西周和春秋时期，虽有其事却无其名，到战国时期才出现关于妲己的记载，是以妲己的身份存在着历史事实和民间虚构的双重性。
《尚书·牧誓》载：“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此“妇”是否为妲己，不得而知，但后世妲己其人其事应渊源于此。《国语·晋语》载：“殷辛伐有苏，有苏氏以妲己女焉，妲己有宠，于是乎与胶鬲比而亡殷。”《国语》最早提及妲己，赋予其有苏氏之女的身世，有苏氏以九尾狐为图腾，这可能是后世妲己狐狸形象的渊源。
自战国始，不断叠加在妲己身上的罪证导致妲己的形象逐渐妖魔化。《国语》将妲己和商的灭亡相联系，妲己的罪行初现眉目。《吕氏春秋》云：“妲己为政，赏罚无方，不用法式，杀三不辜，民大不服。”用为政的实例阐明妲己干预政治的罪行。西汉时期，妲己的形象丰满起来。《史记· 殷本纪》云：“（殷纣王）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⑤并列举了酒池肉林、炮烙之刑等情节，将妲己与纣王的罪行几乎全部相联系，坐实妲己是纣王罪行的源头。
自《史记》始，妲己亡国祸水的形象成为社会的主流观点。汉儒刘向编写《列女传》时，妲己被归为“孽嬖传”，《史记》中纣王所为的“比干挖心”，在刘向笔下被归为妲己的行为，妲己的污名化愈演愈烈。
在后人二次创作和流传中，妲己由本无名姓逐渐被赋予了身份，在不断被加诸的罪行中污名化。但妲己虽然背负亡国祸水的名声，在此时还是作为人的形象而出现，真正使妲己被妖魔化的形象深入人心，归于明《封神演义》的流行。《封神演义》中，苏妲己本是冀州侯苏护之女，美艳绝世，被父亲献给商纣王为妃，路上被奉女娲之命惑乱殷商的九尾狐精夺身附体。凭借美貌，九尾狐蛊惑纣王纵情女色，残害忠臣，使商朝亡国，最终被姜子牙斩首示众。《封神演义》将妲己的形象由人变为狐妖，使妲己其人其事都具有了妖魔化的色彩。至此，妲己祸国妖姬的形象在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创作中达到了顶峰。
（二）日本玉藻前形象的演变
日本平安时代末期的儒学家大江匡房在《狐媚记》中提及：“狐媚变异，多载史册。殷之妲己，为九尾狐；任氏为人妻，到于马嵬。”由此可知，中国妲己的故事在日本早有流传。
日本传说中的狐妖玉藻前是在平安时代末期、鸟羽上皇院政期间出现由白面金毛九尾狐变化的绝世美女，由于其才识广博且绝世美艳，被称为天下第一美女。最初记载玉藻前故事的是室町时代的文献《神明镜》《杀生石》《玉藻之草子》。玉藻前初名藻女，由武士坂部夫妇收养，精通琴棋书画且拥有绝世美貌。她入宫成为鸟羽天皇的女官，受天皇宠爱，赐名玉藻前。不久，因鸟羽天皇病重，阴阳师安倍晴明五世孙安倍泰亲探察后知晓是玉藻前作怪，察知其祸害天皇从而窃国的阴谋。斗法后，玉藻前被安倍泰亲镇压，其执念以“杀生石”的形态保留。
玉藻前的故事一直流传，但其来历始终不明。江户时代，高井兰山《绘本三国妖妇传》中，详细描述了九尾狐先后化身为妲己、华阳夫人、褒姒并最终流亡日本成为鸟羽上皇的宠姬玉藻前时所行的祸国之事。《绘本三国妖妇传》中九尾狐辗转中国、印度、日本三国的经历完善了玉藻前的形象。高井兰山将玉藻前与中、日、印著名的女祸故事相结合，为玉藻前编织了一个更加完整而又有来历的身世。日本文人将这一形象与日本历史上深得鸟羽上皇宠爱的藤原得子联系起来，完成了玉藻前故事的日本化。
三、中日狐妖形象折射的女性观
在中日两国密切的文化交流中，中国儒学广泛渗透到日本社会中，对日本的文化道德和文学创作等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由于封建思想的影响，中日都延续了传统儒学。传统儒学的女性观是儒家礼教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日女性观具有深刻的影响。
（一）德言容功的四德规范
儒家所崇尚和奉行的“三从”“四德”是对传统女性最具约束力的道德规则。“四德”为女性设下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的规范准则，这套用于约束女性的准则不断丰富，对女性形成了苛刻的社会道德要求。《女诫》明言：“女有四行，一曰妇德，二曰妇言，三曰妇容，四曰妇功。夫云妇德，不必才明绝异；妇言，不必辩口利辞也；妇容，不必颜色美丽也；妇功，不必工巧过人也。”从社会女性规范来看，妲己与藤原得子都不满足传统社会对于女性的要求，这正是后世对其形象扭曲的根源。妇德要求女性贞顺，但妲己和藤原得子完全不是卑微服从的女性，她们有自己的野心和手段，即使是身处在男尊女卑的社会也依然敢于触犯男性的权威，她们以其巧言机敏在政治中留下烙印。妲己的倾国美貌在中国的古代文学作品中不断加以渲染，藤原得子被冠以绝世美女玉藻前的名号，但在儒家温从含蓄的审美体系里，容颜过盛反而是祸端之源，妲己和藤原得子不符合这一体系的要求，被不断抹黑妖化也是自然而然的。
（二）男尊女卑的两性秩序
中日两国有着相似的历史文化，两国女性都曾经历过封建父权的压迫。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和控制，从侧面表现出中日两国传统社会制度下男权社会的相似性。在男尊女卑的性别格局下，女性地位下降，沦为生育工具，女性成为男性的附属品。女性被置于服务男性世袭、生育继承人的角色上，并以此作为妇女道德的首要标准。同属于东亚文化圈的中日女性，在这种生活背景和文化传统中，其社会地位流变也有相似性，如妲己和藤原得子这类因宠爱而祸乱朝政的情况是对男性秩序的直接挑战，是对男性主导的主流思想的叛逆。
狐狸多产多育的生理属性使狐意象具有生殖崇拜的特性。狐性淫，在化人后带有狐的生理属性，狐喻妓的先例深化了狐性淫的观念。随着儒家思想的深化，节欲逐渐成为主流。男性在将性幻想投诸女性的同时，在没有社会话语权的女性身上加以“狐狸精”的诸多特征来满足自我，又因“狐狸精”凶残而对女性加以警惕。狐意象的渐趋女性化事实上是以男性话语为主导的社会文化对女性形象的歪曲和改造，男性在贪恋女色的同时，为了维护禁欲的传统，将性欲投射于妖化的女性，这是男权社会下男尊女卑思想的必然产物。
（三）“女祸论”的政治观念
古代对女性参政是坚决禁止的。历代统治者和文人极力构建起“红颜祸水”的观念，明晰男尊女卑为主导的性别意识，将女性彻底排除在政治事务外。古人将妃妾以色侍君，恃宠干政定义为“女祸”。
据刘世林《妲己本事考》⑥记载：妲己作为一位王侯之女，很可能是历史上最早的一次美人计的主角，但在功成之后由于政治需要而被污为狐狸精以灭口。由此可见君主的伟业功成不能容忍女性身影的出现。妲己用在主流意识形态中不道德的恶的手段完成了灭商的使命，但在高度专制且统一的周代意识形态及其长达八百余年的统治下，只能以彻底扭曲的方式被深埋在中国文化记忆的底层，作为纯洁和幼稚的红颜知己，献身于最残酷的政治倾轧中。被誉为“中国四大妖姬”的夏之妺喜、商之妲己、周之褒姒、晋之骊姬，这些红颜祸水除了郦姬实有其事外，其他女子不过是后世附会的男权社会的牺牲品。
不同于妲己的后世附会，作为玉藻前原型的藤原得子确实自我选择处在日本政治的漩涡中心。藤原得子作为摄关家名门出身的皇后，深受鸟羽天皇的宠爱。为了让自己的儿子登上帝位，她设计使得中宫藤原璋子失宠，让崇德上皇和藤原忠实以及赖长父子对立，并因此引起了保元之乱，更树立了武家政权先例，甚至出现了美福门院实际摄政和皇位继承由她决定的说法。藤原得子以女性的身份干预日本宫廷政治，引起社会动乱，因此日本文人将各种狐妖传说附会在她身上，扭曲了藤原得子作为政治家的智慧与手段。只有使藤原得子妖化，才能掩盖住女性在政治中的光彩与机敏。后世让藤原得子成为法力高强的玉藻前的原型，可能正因政治“女祸”造成时代离乱，以妖的形象掩盖对女性政治的畏惧和否认。
无论是本无名姓事迹被不断叠加罪证的妲己还是盛宠干政被附会狐妖身份的藤原得子，中日相似的文化环境决定了“女主政治”在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中不会得到任何正面的声音。返回搜狐，查看更多